在敦煌莫高窟九层塔的对面，穿过那条干枯的河床，走到那几座零星矗立的道士塔背面，朝三危山方向望去，苍茫的戈壁沙漠上，立着一排排墓碑。常书鸿、段文杰、龙时英、史苇湘、欧阳琳···那些守望了敦煌一辈子的老先生们正对着莫高窟在此长眠。那个小山包不高，从莫高窟出来的游客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们身前身后都是这样，守着梦想，从容低调。

  此前我接触过的有关谈敦煌的内容，总是把历史的镜头拉得很长，对古人的赞美，对近代史的悲痛，造访这里的名家络绎不绝，透过他们的笔墨，我们唏嘘哀叹，却不清楚自己究竟能为敦煌做些啥。直到这几年，不断有守望敦煌的老前辈离开我们，离开以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射到他们当年的选择、经历乃至那些埋首大漠的艰苦岁月。敦煌，除了面对悠远的叹息之外，我们又收获了一丝丝温情与感动。

  此次考察，我绕过嘉峪关，先期赶到敦煌其实是为了在27号之前见敦煌研究院的一位老师，他27号将前往匈牙利，在他离开之前，想和他见一面。到敦煌研究院的那天早上，他们的老院长王旭东先生专程回来与他们道别，老院长刚刚调任到北京故宫，这件事在我出发后不久网上就慢慢的开始爆料了。如今的敦煌研究院，有超过1600个职工，横跨28个学科，老院长不可能与大家一一道别，只能走到哪算哪，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很认真的在面对这次道别。从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到王旭东，70多年以来，研究院这种道别并不多，我感觉我碰上了一次历史性的事件。眼下的研究员，已经不是70多年前可以比拟的了。但从研究院老师们的口中，对那些老先生依然是怀着高山仰止的情绪。

  如今我们最终选择敦煌可能是为了讨生活，但那时候选择敦煌，确实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没有宗教情绪，是由一定高度的学养在真正面对敦煌的时候所碰撞出的一种义无反顾，他们早于很多国人理解了敦煌的真实意涵，他们站在自己的学科视距上，守着一种不灭的民族魂。

  近代史上的中国，一直在试图跻身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那一场场变法、运动、革命其实都是在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本民族的救亡图存。近代史上的中国，在来自西方世界的鄙夷目光里，陷入了一种集体不自信。所以当年在日本留学的吴觉农面对日本同学质疑“中国也产茶吗？”这类问题时内心是忿忿不平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美术界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西方画家嘲笑我们，不了解什么叫透视，不了解什么叫人体比例。晚清人文画走入了死胡同，平面表达，追求意境，抽象思维的理解，正在限制我们绘画的艺术表达。所以，从新文化运动以后，一大批有志青年留学西方，他们试图通过吸收西方绘画的技法来对中国画坛做一次现代化的改良。

  常书鸿，是这一批有志青年中的一员。当他在法国学习油画的时候，他的导师告诉他：“真正的绘画艺术在中国。”他当时并不太明白导师的意思。一天，在塞纳河畔散步，一个旧书摊的画册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伯希和新出的一本书，里面收纳了他在敦煌莫高窟拍摄的数百张照片。当常书鸿翻开那本画册的时候，他的这一生就已经没办法和中国大西北的那片沙山分割开了。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到那个石窟里去看一看，那里面丰富的壁画、泥塑正在改写此前大家认识的中国美术史。正如他导师说的一样，真正的绘画艺术在中国。当敦煌艺术出现在世界的时候，西方画家嘲讽的话瞬间变肤浅了。

  回国后的常书鸿带着自己的一家人朝着黄沙漫天的大西北而去。与他一同留学法国的妻子因为不堪忍受在敦煌的艰苦生活，最终选择了离开。那是常书鸿先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在他那篇《在敦煌的艰难岁月》一文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叙述，在反思：那位年轻时尚，与他一同生下儿女的结发妻子为何会选择离开他。但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始终没改变他对敦煌的坚持，守住这个民族宝库是深入他灵魂的理想。

  1962年，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祁连山下》，里面有一个叫尚达的人物，其原型就是常书鸿。“文革”期间，常书鸿先生受到批斗，在批斗中脊椎受伤。在他的学生萧默的“押送”下前往兰州治伤。火车上，同车的乘客明白他们是敦煌的，就问他们认不认识“尚达”。迫于当时的形式，萧默不敢多言。但其中一个去过莫高窟的乘客马上又追问他们认不认识常书鸿，因为当时的解说员告诉他，尚达的原型就是常书鸿。当时批判常书鸿的大字报已经贴满了酒泉的大街小巷，萧默还是不敢多言。常书鸿先生却忽然非常激动的回了一句：“常书鸿，他死了！”之后就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萧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说起这件事，紧接着追问的那位乘客起身，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细放进新茶，向车厢尽头走去。良久回来，双手捧着茶缸，送到常书鸿老先生面前说：“老人家，请您喝杯热茶！”之后又一字一顿的轻声说道：“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多少年后，我们这些后人，再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些资料，内心是很难平静的。在一些大历史背景下，不管是哪个领域，我们面对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国家不强大，很多理想主义都没办法真正付诸实践。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就是一个极尽理想主义的大平台。我去拜访的那位老师在研究院里负责网络中心，名叫孙志军，是八十年代进入研究院的，在1600人里，也算是个老革命了。这几年，网罗跨学科的人才，不断壮大研究院的团队，其目的只有一个，守好敦煌，让这些人类遗产再尽可能的多陪伴我们一些时光。

  走出敦煌研究院，两边绿树成荫，在大漠戈壁里，莫高窟附近的绿荫很稠密。研究院种树是有老传统的，从常书鸿那一代开始就在坚持种树。但近些年，研究院招募了植物学专业的人加入，专门琢磨莫高窟附近的绿化。据孙老师介绍，石窟附近必须得有绿化，以保证一定的空气中水分含量，避免壁画干裂。但又不能种得过多，不然壁画会因为潮湿而发霉，种什么树也很讲究，根系不能太发达，以免对鸣沙山的岩体造成破坏。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了微生物学专业的，以便掌握壁画上的菌群种类，控制避免壁画出现发霉等现象。围绕敦煌，已不再仅仅是艺术、文学、考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诸多范畴了。它将调动这个时代最优质的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思维，开启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敦煌学研究。

  中午，孙老师带我去吃了研究院的食堂，菜品丰盛，搭配营养。所有人都排着队有序就餐，男女老幼，他们中有各个学科的研究员，有管理者，有后勤保障人员，大家都默默的在一个大厅里吃着同样的饭菜。那一刻，我像似置身于千百年以来参与石窟建设的工匠画师们身边，你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心里明白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

  早年间来敦煌的人还记得那些艰苦的记忆，最痛苦的就是饮水，党河流经莫高窟的时候已经盐碱化超标，一开始不适应的人喝了会拉肚子。他们中有人回忆起来说，那时候只有在县里供销社去搞几块茯砖放水里煮了，调和一下口感，不然根本没办法喝。我去孙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就带了茯茶准备送给他，递到他手上的时候他还开玩笑说：“那时候茯茶便宜，现在这茯茶估计也不便宜了吧！”茶、水、人，变与未变之间，一个时代和记忆已经被我们留在了身后。

  午后，我准备正式去参观莫高窟，在去之前，先去了埋葬敦煌守望者的那个山坡。重新浏览了一下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段文杰、史苇湘都是绵阳人，而且史苇湘还是绵阳丰谷人，我这个晚到的小老乡站在老先生们的墓碑前，望着三危山吹来的黄沙，也只能向他们一一鞠个躬。去年云南茶人王迎新老师在这里组织开了一场茶会，开始前三杯茶，敬天、敬地、敬先贤。这片荒漠用一个荒凉的外表，收纳着人类遗产，存放着民族记忆，寄托着后人对那个时代人物的哀思！

  瓜州、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于阗、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雁门关、大同、祁县、太原、北京、承德、武汉、长沙